身在北京的各级官员和士人比外国人更关注此事的缘由。现在留下的文献虽有限，仍然可以窥见时人的心态和见解。

翁氏开缺发生得似乎很突然，就连翁的同僚、户部左侍郎、总署大臣张荫桓也颇感意外。这一天张氏也在颐和园，直至午初，军机章京凌福彭（字润台）、军机大臣廖寿恒（字仲山）来访后，方知翁氏开缺之消息。这让他惊骇不已，急忙“往晤常熟（翁同龢），并询庆邸（奕劻）”，[9]意在打听内幕。张氏探听到的消息，在稍后他与日本公使的谈话中，略见梗概。张氏告诉日本人：“翁氏免官，其原因之来甚远，先年日清事件主张开战者，即是此人。该事件以来，清国多灾多难，尔后翁所主张之诸多政策不合时宜。又由于翁氏在清廷内部往往被视为专权骄恣。此种状态渐为积累，遂导致此次结果。”张又言及翁反对皇帝与德亲王行握手礼，对陪侍外国使节态度消极并对皇帝“大放怨言”。[10]显然，张氏是从追究翁同龢失职的角度解释翁氏开缺原因的，在反对皇帝与德国亲王握手等涉外活动方面，张也认为翁太过守旧。

叶昌炽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日记中写道：“阅邸钞，虞山师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时矣。柬蔚若，得复云：‘近日号令，但恨两耳不聋，鄙人亦求瑱甚切。’”[11]虞山，指翁同龢；蔚若乃吴郁生之字，叶、吴均是江苏人，且为翁氏门生。从两人信函往来中透露的信息分析，叶昌炽与吴郁生对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颁布的新政“号令”并不赞同，认为翁的放归与此相关。至少，他们是将翁置于新政的对立面，这与窦纳乐、赫德将翁氏视为“守旧”可谓一致。

与政变后康、梁连篇累牍大谈翁氏因“荐康”被开缺的情形不同，翁开缺当时，康、梁对其中的内情也显得未知就里。五月初七日（6月25日），梁启超致函夏曾佑称，“覃溪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12]“覃溪”为清代学者翁方纲的号，这里指代翁同龢；所谓“天津之幸”则指慈禧到天津阅兵之事。此时夏曾佑在天津编辑《国闻报》，与梁关系极密，以致被汪大燮斥为“康党”。[13]梁启超所说因阻天津阅兵而被罢官，应是康、梁对翁开缺原因的最早解释。不管从何得此消息，这样解释未免肤浅。五月十七日（7月5日）梁致夏的另一封信中又说：“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康有为）不能大用，菊生（张元济）无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皆由此而生也。”[14]仅仅相隔十天，其说法就有了新的变化，梁虽提及“常熟去国”与康、张、梁等新党人物不能得到相应安置有关联，但是，翁氏究竟是因为支持还是反对新政而获罪，仍是语焉不详。梁自称“此间极知其故”，只是“不能形诸笔墨”，但是，他知道的内情是否比其他官员更有权威性，并不能得到证实。有一点可以断定，在康、梁当时的言说中，重心也在官场的人事纠葛上，并未明确提及翁氏支持或反对变法的问题，更没有他们在政变后反复申说的翁氏“荐康”情节。

京外官员对此事也有反映。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郑孝胥在南京闻知翁氏开缺的消息后，联系数日前颁布“明定国是”诏的背景分析道：“翁既逐出，拟旨者乃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也。度其情形，翁必主上以变法自强，满洲人及守旧之党，遂构于太后而去之。翁去则上孤，而太后之焰复炽，满朝皆伧楚，而亡在旦夕矣。”[15]郑氏是新派人物，又是翁极力赞许的后进，[16]这可能是他揣测翁因主上变法而遭黜的原因。同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则是另一种说法。四月三十日（6月18日）陈氏日记记云：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著于二十八日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谕罪状，翁著开缺回籍……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有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内，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17]

朱克柔（字强甫）、王秉恩（字雪臣）与陈庆年都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与翁素不相能，又极力反康，“翁同龢喜康”、“主康说”的言论出现在张氏幕府中自然不意外。其实，朱、王等人也不了解真相，说翁氏喜康也是猜测，他们对翁氏开缺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五月初九日（6月27日），张氏的另一位僚属恽祖祁在常州发电给张之洞：“常熟端节出京，闻因谏事拂慈圣意。”[18]看来他听到的又是另一种说法，对于真实原因均不详知。

当时的报章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此事的看法。五月初九日《申报》刊载了题为《圣怒有由》的一篇文章，称翁之开缺与恭亲王临终遗嘱有关。文章说，

此次恭忠亲王报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积毁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揆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可任艰危。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时翁大司农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于是，向之不满意于大司农者，至此咸不甘以仗马贻讥，交章劾奏，皇上保全晚节，遂令解组归田。[19]

这篇由“天津采访友人”所写恭王遗言的情况，很具细节，犹如亲耳所闻。不论其确否，也不论《申报》刊此文章有无政治背景，有一点大约可以肯定，即当时荣禄治下的直隶官场在赞誉荣禄、张之洞、裕禄“可任艰危”的同时，已经流传着翁氏开缺系因朝廷追究甲午主战误国罪责的说法，只不过是借助于已经去世的恭王之口说出而已。如果联系到上述传言与荣禄的关系，以及张荫桓从庆王处打听内幕的情形，似乎可以断言，荣禄、庆王散布出来的内情也就如此，即翁氏开缺系因办理政务失当所致。

吴汝纶的记述也印证了直隶官场的传闻。五月十六日（7月4日），身在保定的吴汝纶致函周馥评论说：“朝局倏忽一变，国师黯然南归。然此三年中，所失不小。以三尺法论之，似仍是情重法轻，不足相抵。惜人才希少，继之者未必胜之。郑五作相，时事可知，顾念时危，恻然心悸。”[20]翁氏当国的三年，正是甲午至戊戌间，此间内忧外患，翁氏身兼枢译，难辞其责，故吴氏对翁的开缺毫无惋惜之情，甚至断言处罚太轻。无独有偶，文廷式后来也有相似的评论：

戊戌四月，恭亲王薨。不逾月而常熟开缺回籍。忠王平日亦不悦常熟，而比其薨逝，人尤危之。盖本朝厚待师臣，忠王未尝不体上意护持之也。然数年以来，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削百姓，殆无生路。常熟任枢廷、译署，且兼户部，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21]

如果说吴汝纶的淮系色彩浓厚，议论不免有立场问题，文廷式则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甲午时期最积极主战的人士，他后来对翁之失职亦不讳言，可见当时对翁氏有意见者不在少数。因此，上谕中对翁“近来”种种不胜任枢务的指责不能说全无凭据。

那么，翁同龢本人又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他虽然向弟子表示“人臣黜陟，皆属天恩”，[22]内心却另有想法。翁氏日记中虽尽力隐讳，仍露出蛛丝马迹。五月十二日（6月30日），翁氏离京前夕，孙家鼐（燮臣）、徐郙（颂阁）两位老友前来话别，很晚才离去。孙、徐似乎向翁氏透露了什么消息，使翁显得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晚燮臣、颂阁来话别，直至戌正二（刻）乃去，真深谈矣。余何人也，仿佛谢迁之去耶？为之一叹！”[23]这段话，暗藏着翁氏对自己受黜原因的判断。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最先对翁氏这段隐含深意的话进行了解读：明朝嘉靖年间内阁辅臣杨一清曾用计排挤比自己资历深厚的大学士谢迁。翁同龢显然是用这个“谢迁之去”的典故来暗示自己是在军机处遭人排挤才离职的，他当然不承认自己不胜枢臣之任，而是从派系斗争方面寻求原因的。[24]翁离京后，其侄孙翰林院编修翁斌孙向叶昌炽透露，翁之开缺，“木讷令兄有力焉”。[25]所谓“木讷令兄”即指刚毅。可见，翁同龢坚信是刚毅从中作祟。翁氏门人几乎都持此论。沈曾植《寄上虞山相国师》诗云：“松高独受寒风厄，凤老甘为众鸟侵。”又云：“睚眦一夫成世变，是非千载在公心。”[26]所谓“睚眦一夫”也指刚毅。孙雄、唐文治甚至认为在翁氏生日这天宣布将其开缺，就是刚毅这位阴险小人的恶毒计策。[27]

翁氏的政敌也对其开缺极为关注。六月初八日（7月26日），鹿传霖在家书中称：“翁六吃洋债成头并为王幼霞（王鹏运）所劾，又以谏上带宝星、用文廷式触怒，遂被斥去。荣相本议入枢，裕（裕禄）代夔（王文韶，字夔石）督直，乃有人以其与礼邸姻亲，同枢不便为辞挤之使出，裕竟入枢，纯是一班唯诺敷衍之人。国事真不可闻。”[28]鹿氏不仅敌视翁同龢，对军机处的新调整也不满意，他对翁氏的评价毫不涉及政见新旧，纯粹从朝局变化和人脉关系发论，也算是一家之见。

从上述对翁同龢开缺事件的反应看，不管是在京洋人，还是京官士大夫，甚至翁同龢本人，大多从朝中人事纠葛和权力斗争的因素去解释翁氏遭黜的原因；即使提及政见新旧，也多认为翁氏守旧；论者对翁既有同情，也有批评，也有追究甲午战后交涉失误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当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及翁氏“荐康”之事，即使康、梁本人也是如此。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细节：康有为政变后在香港首次宣扬翁氏“荐康”说时，唯恐世人不信，特别强调：“有谓翁（同龢）为守旧党，实非也。”[29]这句解释，在不经意中恰好说明了一种事实，在政变前很多人都认为翁氏是“守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