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逛湫暗的旧书铺，竟有诗意之感，我是没有体验过，印象中只觉得长年里这种旧书铺或古玩铺，静悄悄的，极少有顾客盈门的情形。北平对古玩店有句俗语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就是这种情形吧！在这条街上，胡开文、贺连青、李玉田的湖笔徽墨，荣宝斋、清秘阁的字画纸张，倒是有去购买的经验。小学时候，二年级就习写毛笔字，去琉璃厂买一个小小的白铜墨盒，上面刻着山水画，买来后，请母亲用毛线钩一个墨盒套。有习字的日子，就提着小墨盒上学去。在九宫格的毛边纸习字簿上，照柳公权的字帖春蚓秋蛇的涂写一番。柳字细巧，本是适合女孩子练字的，叔叔给我买的这本柳公权玄秘塔字帖，我可也习写了好多年呢！夏秋之季每天守着春蚕吐丝，就是为了用丝棉做墨盒芯子。把一块“天然如意”的墨条用棉纸包裹上，再熔蜡油滴满包纸上，是为了巩固墨条不致断裂。耐心而有趣的磨了浓浓的墨汁，注入墨盒里。我爱用七紫三羊毫毛笔，蘸着完全自己调制的墨汁，写出来的字虽不怎么样，兴趣却浓。这些都是求之于琉璃厂的。

磨墨一事是中国人读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我婚后常常看见公公在书房里，他的爱妾曼姬正据桌安坐，弯着胳臂一圈一圈有规律的运作着，给老太爷磨墨呢！唯有这时他们是和谐的、安详的，他们一定有宇宙虽大，却只有他俩的感觉吧。记得某年过年，老太爷不怕忌讳，竟用一副故宫流落出来的灰色宣纸写下——

老思无病福

饥吃卖文钱

这样的对子做为开春执笔。这副对联裱好后，挂在他们的书房里。它一直是我喜爱的，曾想问老人家可否送给我这第六房儿媳妇留以为纪念，一直未出口，如今只留下记忆了。我又记得我返台见到先父的启蒙学生吴浊流先生，他屡次对我说，他八岁受教于先父，常在放学后到老师的单人宿舍里，为老师研墨、拉纸，看老师写字。他曾把这深刻的、亲切的印象，写在他的《无花果》里。

说到纸，也是琉璃厂的产物，前面所说我初习字用毛边纸的习字簿，当然用不着到荣宝斋、清秘阁这类讲究大店去买，但长大后却喜爱到荣宝斋去选购一些彩色木板水印笺纸，我买来并非用它来写信，我哪里舍得，也没那么风雅，只是喜爱它，当做艺术品那样的欣赏保留。记得有一套是齐白石的写意小品，鱼、虾、螃蟹等等，印在笺纸的左下角上，别提多雅致了。印制木板水印笺纸，是荣宝斋的一项专门技术，听说他们近年来更发展成把古今名画亦以木板套色水印方式复制了。去年在香港，金东方妹送了我一锦盒装的“萝轩变古笺谱”，是上海博物馆出品，仿古宣纸笺是那样的古朴可爱。萝轩笺谱原有近二百幅，是明代天启年间吴发祥制作，这套只选了八面，印制在信笺的中央，其雕镂极细巧，在简练的运笔下，刻出花篮、竹石、孤雁、花卉、书架、花鹿等，以两色设色，简单中的古朴精雅，我抚摸把玩，不由得想起年轻时到琉璃厂买这类文物的“附庸风雅”的心情了！

在琉璃厂过来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还能记忆的是路南的有正书局，每年阴历大年初一，店面玻璃窗中贴满了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等的绣像全图，好像看连环图画，也是小孩子所喜欢的。琉璃厂古文物商店的匾额也颇有其特性，题额者多为书法家，在我印象中有姚华（茫父）、张伯英、陆润庠、翁同和、张海若、祝椿年等，其他记不起来了，但是他们各为谁家题的匾额，已不复记忆。

书店（不是旧书铺）给我更快乐的还是琉璃厂那几家新式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在小学时，每学期开学，拿着书单要到商务和中华去买教科书，是我最快乐的事。商务很大，台阶上去，有左右两个大门，进去后，是一条宽敞走廊，第二道门是转门，起码在六十年前他们就有了转门。可见其洋了。再进去左右是高高的柜台，我形容其高，是因为我是个小女生，柜台要仰望之，我伸长手臂把书单递上去，店员配了书，算了账，跟我要了书款，然后就有一个空中缆绳系着一个盒子，把书单和书款放入盒内弹到账台那边，等一下再弹回来。这样店员就不必一趟趟往账台跑。小小心里觉得这书店好神气，在这样的书店买了书真高兴。有时放学回家路过商务的时候，也会跑上台阶，从这门进去，穿过走廊，再从那门出来，小小的我就这样走走，也满心高兴。中华书局则在商务斜对面，只是一栋平房，气派小多了。除了教科书以外，在小学生时期，曾有多年订阅中华的《小朋友》半月刊和商务的《儿童世界》杂志，那是我课外的精神食粮。记得《小朋友》上曾连载王人路翻译的《鳄鱼家庭》，是我爱读的小说，王人路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当年写译过许多给小朋友阅读的作品。

北新书局（路北）和现代书局（路南），则是我上了中学以后在琉璃厂吸收新文艺读物的地方。我小学毕业后父亲过世，母亲是旧式妇女，识字不多，上无兄姊，我是老大，读什么书考什么学校都要我自己做主，培养我读书（不是教科书）的兴趣，可以说“家住书坊边”——琉璃厂给我的影响不小。现代书局是施蛰存一些人办的，以“现代”面貌出现，我订了一份《现代》杂志，去看书买书的时候，还跟书局里的店员谈小说、新诗什么的，觉得自己很有文艺气息了！

如果厂甸用“逛”的，那就不是专属于文人雅士了；逛厂甸儿一年只有两次，就是新历年和旧历年的时候。厂甸的范围原属海王村公园一带，但北伐以前的北京时代，其热闹繁盛要延长东西南北数方里；一整条新华街，北起和平门脸儿，南达虎坊桥大街；还有整条东西琉璃厂，刚好形成十字形。海王村公园里面，摆了几百个摊子，玩具、饮食、玉器等等各有其集中点。这是给儿童及一般家庭妇女逛的。据齐如山先生说，典型的中国制玩具有几百种，过年时候就会全部在厂甸出现了。记得早上起来，在家里就可以听到胡同里赶早班逛厂甸的儿童买的风车、噗噗登玩具，一路风吹、人吹，呱呱山响。饮食摊位则在海王村门口两旁及后面，而海王村里面中央在“北京”时代则搭起一高台子，设许多茶座，是为了逛厂甸的文人雅士携眷或携妓来居高临下风光一番的。这到北伐以后就没有了。先翁曾做《厂甸新春竹枝词》，就是描写当年这种“逛”厂甸的情形。

至于厂甸新春的旧书摊及画棚子，是设在贯通南、北新华街整条大马路上，大画棚子多在师大门口一排，对面附小门前则是旧书摊，都各延伸数里长。文人学者们逛旧书摊，费一上午或一下午是不够的，总要天天来、上下午都来。琉璃厂的旧书铺也在此设临时书摊，但是贵重的绝版古书，当然还得请你到铺里去看了。画棚里的字画，我始终不懂，只是看热闹罢了。但记得那里有很多董其昌、郑板桥的字，八大山人的画，后来才知道，假的多。

在北平居住的二十五年间，不管是否住在琉璃厂附近，都一样几乎每天到琉璃厂这一带来。读附小二年级时，我家搬到和平门里的新帘子胡同，每天得坐车绕顺治门走顺城街到附小上学，但不久开辟一座和平门，打通南北新华街。记得正在动工的时候，也可以从一垛垛的土堆上走过去，觉得非常新奇有趣。从新帘子胡同又搬到虎坊桥大街，这次到南新华街南头儿了，上下学也是得走新华街、厂甸到附小。后来又搬到西交民巷，虽非琉璃厂区，但小学还没毕业，还是得每天到厂甸上学。父亲病重时，我家住在梁家园，父亲去世后，就搬到南柳巷，婚后夫家在永光寺街，全属琉璃厂区。最后几年住在中山公园旁的南长街时，我在师大图书馆工作，仍是每天到厂甸来上班，还是没离开琉璃厂。

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对于自幼年成长到成年的我，是个重要的地方。长于斯，学于斯，却是个“家住书坊边，不知书坊事”的人，很惭愧。没有学出什么，只怪自己的兴趣太广，只好从虚荣心上讲，有些得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