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荐康”问题及翁、康关系的记载，当然是康有为本人的著述更受重视。不过，这些诗文、杂著及年谱不仅刊印公布时间较晚，文献本身的形成时间也存在不少疑问。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同龢在籍逝世，当时康有为正在瑞典旅行。康闻讯后，曾赋诗两首以示哀悼。现存谭张孝所藏保皇会档案中留有一份康氏的亲笔抄件，说明该诗在康返回美洲后已经写成。诗云：

甲辰七月瑞典得常熟凶问，于申堪北海口石上望海哭之：

长天黯黯海萧萧（海风怒号，悲潮飞拍，助我哀痛也），欲溯凄风赋大招。东望江南云断处，空将老泪洒寒潮。海山凄断冷风酸，忽听山颓最痛辛。荐士岂闻才百倍，救公直欲赎千身。萧何遇举登坛将，王猛曾为入幕宾。岂料七年悲党锢，竟成千古痛维新。昔为胶州北上书，冰河凌晓赋归欤。追亡竟累萧何履，变法真成商鞅车。党祸千秋见苏马，波涛万里泣灵胥。拊心君国惭无救，辜负明扬恨有余。

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法变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仲舒学纯懿，第一冠贤良。贤傅推萧望，公才属马光。韦平勋再世，陈窦党重伤。仙鹤青霄唳[泪]，霜毛竟不翔。（故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毓庆宫行走，常熟翁公□□耳——原注，引者。下同）师弟而臣主，宁闻二十年。成王新斧扆，尚父授经筵。尧舜天人圣，熊盘启沃贤。痛心丧良傅，一老不遗天。马江经败绩[愤]，谬上万言书。辽失忧薪火，韩亡虑沼鱼。春[审]时求变法，痛器[哭]辄当车。绛灌非公意，长沙空里闾。甲午东和后，纡心世变更。高轩咨下士，长揖对前荣。不信徒[徙]薪策，今为割地盟。岂闻师相贵，谢过向鲰生。考求中外势，救国决更张。进御新书本，培才大学堂。苦心营铁路，凿空启银行。十二策犹未，经帷遂太忙。金轮久临御，玉扆类潜阴[阳]。虽割三台岛，仍张万寿觞。舞歌扶力士，鼾醉挟相王。忧国惊谗毁，沈沈只日[自]伤。胶州忽见割，伏阙我陈书。荐士劳推毂，追亡特枉车。辟门咨在下，决策变帏初。廷议终为梗，椒兰谁与除？恭王忧死日，华夏复生年。一德君臣合，千秋新旧移[缘]。耻为亡国主，誓欲复君权。戊戌当初夏，深谋变法全。四月廿三诏，维新第一期。大号明国是，独力扫群疑。五日相遂罢，千年弊尽披。新潮今卷海，开幕可忘之？神州大一统，文化五千年。守旧盈廷论，攘夷举国传。众攻谁敢犯，新法独倡先。救国新弥苦，罹灾身遂偏。痛绝瀛台变，忧深京室墟。老臣编禁复，圣主幸巡初。几被张华戮，徒为殷浩书。七年惊党祸，惨淡谢兴居。上相犹居士，幽囚现老僧。闭门惟读画，游寺或行縢。待死一生乐，忧时百愤腾。房州未复辟，目瞑亦何能。他日新中国，元功应尔思。铸金范蠡像，遣祭曲江碑。洒泪随欧海，招魂仗楚词。乾坤何日正，生死论交悲。[37]

从这两首长诗反映的内容看，主旨已不只是悼念翁氏，而是借机宣扬翁、康交谊与变法的关系。康有为后来似乎对这两首诗又有所改动，除了个别词句的改动，主要是增补了一些说明性的小注。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印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公开披露了这两首修订过的诗，即《哀词十四章》及《哭常熟三章》。梁氏诗话写道：“常熟翁公之丧，海内识时之士，同声哀悼。南海先生在欧洲闻讣，为哀词十四章；自序云：‘戊戌为中国维新第一大变，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关系至重。恐人间不详，故详咏之。此虽诗也，以为翁公之传，以为新旧政变之史，皆可也。’”任公在这里毫不掩饰地说明了康氏赋诗的意图，后世经常引用的“维新第一导师”之句，就源于该诗话。[38]《哀词十四章》中增加了说明政情的小注有：

十二策犹未，经帷遂太忙。（乙未公大变法未成，而恭邸挠忌。那拉后恶之，不遣近上，遂于十月撤去毓庆宫行走，毓庆宫即师傅也。）

忧国惊谗毁，沈沈只自伤。（乙、丙、丁三年，复行守旧。祝寿起园，安其危，利其灾。李莲英、恭王执政，翁公被谗忧畏甚。）

廷议终为梗，椒兰谁为除？（鄙人上书不达，束装南归。翁公凌晨下朝来追。朝命王大臣见之于总理衙门，以上宾相待，咨问变法。）

恭王忧死日，华夏复生年。一德君臣合，千秋新旧缘。耻为亡国主，誓欲复君权。戊戌当初夏，深谋变法全。（恭王守旧，挠变法，三月薨逝。四月，公与上即决变法。）

四月廿三诏，维新第一辞。大号明国是，独力扫群疑。五日相遂罢，千年弊尽披。新潮今卷海，开幕可忘之？（公以廿三日请上下定国是诏，中国数千年新基本于是定。廿七日，即革职逐归，永不叙用。公以变法救国民，罢相之速，古今未有。）

七年惊党祸，惨淡谢兴居。（庚子正月，荣禄请那拉后杀公。军机大臣王文韶、廖寿恒叩头固请，乃令常熟县监禁。七月，京师破，遂有西幸之事。）

上相犹居士，幽囚现老僧。闭门惟读画，游寺或行縢。待死一生乐，忧时百愤腾。房州未复辟，目瞑亦何能。（公七十无子，寡欲绝交，茕茕无欢，惟好画，或游山寺耳。）[39]

此外，据康有为生前保存的《瑞典游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十一日他才得知翁同龢已逝世，遂赋诗哭常熟，与前引内容不同，“东望江南云断处，空将老泪洒寒潮”一句后有长注云：

吾于丁酉冬，为德人索胶上书不达，十一月二十日津海将冰，十八晓束装而行，马车戒旦，仆夫在途，先一日投书翁常熟辞行，告以中国即灭亡，眼看各国之兵入京，吾不忍见，决出旧中国而觅新中国，不复再还。翁公退朝，即来追亡，吾已拒驾，翁公闯入握手曰，君不得行，今早高理臣有章荐君，吾白于上曰，时局艰难，非破格用人不可，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加大用，上甚眷君，宜留勿行，即行亦追回。吾感其意，乃呼仆解装而留，遂有戊戌变法之事，而翁公与鄙人亦几死于是。盖上与翁常熟为二十年师弟，最为敬信，而翁公生平公忠谨密，未尝妄荐一人，故上以信公之故，过信海滨鄙人，其称仆太过，吾何能任？盖元臣好士爱才推毂之溢词云尔。然以荐仆故，己亥废立未成，于庚子正月十日荣禄几杀公，临朝明降诏书，以误荐鄙人为罪，革职编管，公遂终身废弃。救国无功，徒累知己，方冀光复重逢，岂意哲人遂萎，望海陨涕，哀思难任，续诗二章。更续哀词十二章，以无关瑞典事，不复录入。[40]

看来，这些诗文确写于1904年翁氏逝世不久，但后来又屡经增补。诗中讲述翁“荐士”“追亡”之事，发出“荐士岂闻才百倍，救公何值赎千身”的感叹，并在序中称翁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41]这些哀诗的特点是把“其才胜臣百倍”之语与翁氏“追亡”的感人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不过，刊印公布最早、影响最大的述及“荐康”之事的康氏诗文是《明夷阁诗集》所收《怀翁常熟去国》诗。据称诗集收入戊戌、己亥两年的诗作，凡99首，于宣统三年（1911年）在日本影印。《怀翁常熟去国》一诗云：

（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42]

此诗将翁、康关系比拟为汉时贤相萧何与大将韩信之间的知遇之交，可以看出康氏对翁的崇敬感激之情。该诗与前引《哀词十四章》、《哭常熟三章》所述情节多有雷同之处。其中有关细节多有疑窦和破绽。其一，诗中言翁“力荐”康在丁酉年十一月十九日前，即高燮曾疏荐康氏之前，此与《戊戌政变记》戊戌正月翁氏“面荐”一论有异。其二，后世学者利用档案史料经过研究证实，高氏荐康系出于康有为之授意，甚至与接受康氏贿赂有关。[43]丁酉冬康上《第五书》被拒后，遂授意言官疏请召见，其进用之急切心情可见一斑。这种心态下，怎会因“思万木草堂学者”而有“束装”南归之意？从时间上看又恰恰在高氏呈递奏疏的那天（应为十一月十八日），显然，这与事理相悖，并不可信。既无“南归”之事，何有翁同龢冒着严寒“枉驾”“留行”之举？且此事独见于康氏本人的诗文而未见时人述及。故所谓翁氏到南海会馆为康“留行”的情节不可信。其三，翁氏“见斥”系在“定国是诏”颁布后，其时康已深简帝心，政治前景十分看好，为朝野所瞩目，他怎么有急流勇退之念？所谓翁氏开缺后康亦“决行”不可信，翁氏嘱其“上意拳拳，万不可行”亦不可信。按一般情况分析，此诗应作于翁氏开缺离京之时。不过，据黄彰健先生考订，此诗系戊戌政变后补作的。[44]如果推断不误，这首诗应与上述哀词形成时间接近，不会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氏逝世的时间。

康有为在民国九年（1920年）写的《翁文恭书〈易林〉书后》一文中，也“生动”地回忆了他与翁氏戊戌年的关系。康氏云：

（翁）公以帝师为相德宗十年，师弟君臣，鱼水情至亲。太后因恶之，撤职回籍编管。先是，公忧中国，进呈吾所著《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因荐言“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遂被德宗特达知。先请定国是，公请于四月，上下诏定国是，决变法。荣禄忌焉，谋于太后。逐公，遂罢相归常熟。吾往望公，亦欲从归。公曰：上待公厚，万不可行。吾遂毗赞维新变法，至八月遂构大变，党祸大严……公以荐吾故，遂移及公，（太后）欲杀之。枢相王文韶叩头求免，下诏编管。吾之累公，危甚矣。……吾以戊戌四月送公行后，累公以大难遂与公永诀。音容既不接，公与吾之书札亦抄没，不复保存。[45]

康氏此记将自己与翁的关系写得很亲近，但与《哀词十四章》、《哭常熟三章》、《怀翁常熟去国》诗注在内容上又有所出入。此文言及翁氏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言“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同时又言翁因“荐吾故”受累被下诏编管，王文韶曾力止未果诸事。这些细节与前引翁斌孙、王崇烈之撰述极为相近，似同出一源。也许这些情况是民国初年康回国后才了解到的。不过，此处并无翁氏曾言“其心叵测”之类的话，这是与《〈翁文恭公传〉书后》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是康故意隐讳不提。此外，康氏这里言昔日翁同龢给他的信札均被清廷抄没，亦有疑问。政变后步军统领及两广总督奉旨从南海会馆、康氏家中搜缴的信牍之中，未见有翁氏致康的信札；迄今流传在世的数以千计的翁氏信札原迹中，亦不见致康氏一札，可见康所言不实。

与上述诗文杂著相比，《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对翁、康关系的记述最为详细。关于年谱的成书时间，1954年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第四册《书目题解》中言：“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所做，叙事亦至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年抄落，展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十二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46]此论之来源，实为康有为在年谱中的一句注语。《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前有一小注云：“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识。”[47]按，康氏晚号更甡，其年七十当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康氏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日）度过七十岁生日后于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逝世，因此，这条注语应是康逝世前不久所写的。康氏自言其年谱前部分著写于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并不可信。因为这部分内容中多处夹杂有戊戌年才发生之事。所谓年谱原稿被抄没又“碰巧”为其门人所得亦不免过于离奇。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康氏年谱手稿也只是康氏的亲笔抄本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乙未前康氏确曾编过年谱，则这部分内容在政变后也经过了修改和补充，否则其中不会掺入戊戌年才发生的事情。但更为可能的是，现在通行的《康南海自编年谱》系政变后才开始编撰，并且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到康氏逝世前才最后定稿。他在年谱中自加注语无非是让后世相信乙未前的部分乃其旧著，非政变后所写，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此，年谱中对乙未前翁、康关系的描述必须进行谨慎分析。

年谱记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乡试不售后，“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并通过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盛昱将此书（后称《上清帝第一书》）转交翁同龢，请代上达。但因书中“直言时事”，“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48]翁同龢日记是年11月16日（十月十三日）则记云：“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11月30日（十月二十七日）又记：“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49]比较康、翁的记述，可以看出，康氏讳言了自己求见翁同龢遭到拒绝一事。梁鼎芬在戊戌政变后述康氏十年前来京时的情形云：

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骙、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50]

梁鼎芬政变后的这番说法显然有贬损康氏的倾向，但1888年招康入京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字延秋）是其舅父，上述情形多少有所依据。梁氏言康上书“谀颂”权达，确非虚语，现存康氏当年致诸朝臣的书札中即可看出他夤缘津要的心态来。[51]康氏致翁的函札不见传世，但可以肯定，其中不乏同样的谀颂之辞。翁氏拒见康氏恐怕也与此有关。至于康“上书陈大计”，是受当时放言高论以争时名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其真实动机是攀援朝贵，寻求出仕捷径。翁与康素无交往，拒绝代康上书更多的是出于宁人息事的考虑，恐无任何私交性质的关爱之意。年谱中的“保护”之论应是后来康氏的附会。

年谱记乙未年会试中翁氏对康的“赏识”亦颇详尽。康氏云：

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读卷大臣李文田与先中丞公宿嫌，又以吾不认座主，力相排。殿试徐寿蘅侍郎树铭本置第一，各阅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并加黄签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朝考翁常熟欲以拟元，卷在李文田处，乃于“闷”、“练”等字，加黄签力争之，遂降在二等。徐澂园、翁常熟告我，问与李嫌之故，故知之。[52]

康言朝考时翁同龢欲拟其为元，因李文田从中阻碍而未果。此事与情理不符。朝考前翁、康从未有一面之缘，二人既无同乡之情，又无堂属之谊，没有任何交往与私谊。更何况康氏殿试位列二甲末等，纵使翁氏有心在朝考中拟其为元，又如何能不顾科举考试的客观标准和其他考官的意见而任意拔才呢？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记康氏会试情况云：

康有为既中进士，欲得状元，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皆以其无行斥之，不得状元，尚欲得翰林，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康有为以为张与李系姻亲，己又与李同乡，谓必可入选，岂知李侍郎品学通正，深知其无行不受张托，斥之尤力，遂不得入翰林。康有为恨之次骨，时与其徒党诋李侍郎。[53]

梁鼎芬此言康、李交恶的原因与康说有歧，但他揭示出了康氏托张荫桓在科场中暗通关节的内情。打通关节在清季科举考试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张不仅向李文田进行过关说，种种迹象显示，他也向翁做过疏通工作。[54]不过，朝考结果康氏仅得二等一百零二名，并未取得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的资格。无法看出翁氏对康曾有丝毫赏识之意。

年谱记乙未年闰五月初九日翁、康二人首次面晤的情况云：

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按，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时未知上之无权，面责常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常熟乃谓：“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吾乃始知宫中事。然未知其深，犹频以书责之，至谓“上不能保国，下不能保身”。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常熟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55]

上述叙述与《戊戌政变记》大略一致。康氏当面建议翁氏“力任变法，推见贤才”，实际上是希望能重用自己。翁视康为“策士”，对其变法主张自然有所询问，这也是极为可能的。但诸如“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之类牵涉宫闱秘辛的事情，焉能与一位素无渊源的“狂生”初次见面时就一吐为快？这岂是以理学修身，具有浓厚忠君观念，秉性谨慎持重的翁同龢所为？无疑，这是康氏在政变后为了证明自己与翁有私交而强加给翁氏的。康有为甚至有借此向后世暗示光绪帝经常有密诏给臣僚，诱使人们相信他在政变发生前确实奉有皇帝衣带诏的意图。这不失为一种煞费心机的杜撰。

年谱记丁酉、戊戌之交高燮曾疏荐及总署传见之事，与《戊戌政变记》、《怀翁常熟去国》诗注大致相同，但年谱中只言翁对高氏疏荐康有为的建议“力称之”，“再持之”，[56]并未确言翁又“举荐”之事。这与康、梁的早期著述有异。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有关翁、康频繁交往的记载也随处可见。如“翁常熟在毓庆宫独对，吾频谓之曰……”；“吾累书劝其力辞总署差，常熟不能从……常熟去官后，悔不听我言也”；“既谒常熟，投以书告归”；“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吾闻之，上书常熟曰……”；“时严范孙请开经济特科，常熟主之……乃说常熟并责张樵野成之”；“时偿日本款甚急，中允黄思永请用外国公债法，行昭信股票，下户部议……吾闻而投书常熟，力诤之”；[57]等等。这些情况翁同龢日记中无从互证，当时人的记载中也未曾提及。

相反，戊戌年间康氏与其同乡、户部左侍郎兼总署大臣张荫桓往还密切虽为时人所知，康氏年谱中却极少谈到，这是耐人寻味的。对于这种“扬翁隐张”的倾向，很早就有人提出疑问，并试图予以解释。近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言：“或疑南海自编年谱中，言常熟者多于樵野，以为南海纯得常熟之力，此实大误。南海来京，主樵野，此事瘿公（罗惇曧）、孺博（麦孟华）皆言之。常熟负重望，又有知己之感，故数言之，樵野结纳深，而为谋主，故不数言之也。”[58]这种解释虽然道出了康有为来京“主樵野”的事实，但因囿于成见，未能揭示出康氏刻意“扬翁隐张”的真实意图。

笔者以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系康氏晚年定稿，书中对翁氏“荐康”说的宣扬与《康氏谈话》、《戊戌政变记》、《怀翁常熟去国》诗注及《哀常熟三章》等文献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因年代久远发生的记忆失误外，对有些情节的刻意夸大和虚构是不容否认的。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先生在研究翁氏“荐康”问题时曾认为，康有为在被召见前已受知于光绪帝必然经过大僚的奏荐，但“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往来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翁是荐过康的”。[59]这一结论的得出显然是对康氏年谱过于轻信了。这是康、梁编造事实，致使后世对翁、康关系的研究误入歧途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