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年谱的定稿时间确定为1927年，或许也可以解释既有研究中尚存的一些疑问。

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记康“参加乡试不售后，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并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将此书（后称《上清帝第一书》）转交翁同龢，请代上达，但因种种原因翁未予递上。康氏解释说，因书中“直言时事”，“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这种叙说明显含有翁因爱才而“保护之”的意味，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翁、康二人的实际关系不甚相符。当时翁与康并未会面，秉性持重的翁无论如何也不会贸然将一位不知底细者的封事代呈御前的，更何况它又是一篇易引起争议的文字。尽管翁氏当时私下里曾将康的封事做了摘录，但此举多半与当时崇尚高论诤言的清议风尚有关，也可能是其中有些针砭时弊的言辞非京中一般官员所敢讲，故录之以备考，归诸“政事杂抄”。总之，可以肯定，翁同龢未递康氏之封事，实出于一种息事宁人的考虑，并无私人性的关照在内。[30]然而，也有论者以翁氏日记的记载作为佐证，来说明康氏说法的可信之处。翁日记十月二十七日（11月30日）记云：“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31]细读二人记述之语境，日记所记与年谱所叙确有吻合的地方。不过，如果将康年谱定稿时间视作1927年，则上述两则材料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康有为生前是看过1925年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的，[32]“保护之说”或从“恐生衅耳”一语演绎而来。

康有为在年谱中还用大量笔墨记述了光绪十四年前后他与御史屠仁守的关系，并论及代屠草拟奏章之细节。对此，黄彰健先生曾表示怀疑，并断言康年谱记载代屠草折之事“有虚妄不实及掠屠氏之美处”。孔祥吉先生则撰文对黄说提出异议。[33]笔者以为，当年康与屠有所接触或无所疑，但关系恐密切不到像康自编年谱中说的那种程度。康当时屡遭士林讥讽，为何独得屠仁守的青睐？况且康自称与屠乃“至交”，“过从甚密”，[34]而时人留下的文献中却不见记录，这也是让人生疑的地方。总之，此项研究似不可过分依赖康氏年谱与现存康代屠仁守草拟章奏墨迹之间的互证。因为现存墨迹是否是1888年的原迹，抑或是康后来的新抄件，现在已很难说清；况且，《屠光禄奏疏》刊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促成是书刊行并为之写序的刘廷琛，又与康同为复辟党人，康有为自然看到过此书。若是，则现存康氏代屠仁守草拟章奏的墨迹是否录于看到此书之后，以及康氏墨迹有无可能出自对屠氏部分章奏的删改，诸多问题，恐怕很难厘清。[35]看来，在研究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时，利用该人物自著的不同文献彼此互证，本来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然而，具体到康有为，情况似乎又要复杂得多。[36]

就明清时代学人自撰年谱的起因，杨殿珣先生认为，“有的是自己感到自己怀才不遇，用以发泄自己的不平之气；有的是叙述生平，载诸家谱，用以垂示子孙；当然也有为了夸耀自己的成就，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自编年谱的名称也比较丰富，如殷近的自编年谱为《幻迹自警》，耿定向的叫《观生记》，王恕《省身录》，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庞钟璐《知非录》。年谱名称本身便寄托了作者的旨趣和思想。[37]不过，通常情况下每个人的撰述动机可能都是综合性的。对康有为来说，夸耀成就、宣扬伟绩的用意自然最为明显。康有为自编年谱名为《我史》，寓意也十分明显，无疑是着力于说明自己的生平、学术及政治活动，特别是与变法活动的关系，细读全文，讲述其与变法活动的关系应是主线，这种提纲挈领式的总结式的回忆，与弟子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南海传》的刊行是相始终的。尽管他们师徒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宣传康、梁变法史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康氏将年谱称为“我史”，欲使其传之不朽，明显流露出名山事业的情结。在他逝世前经他最后审订过的《我史》，正是他希望让后人铭记的历史。对此，朱维铮先生指出：“《我史》在成稿半个世纪后才刊布，书题被刊布时编者改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自有某种不得已的考虑，但也大失原著论旨，由原著结语可明。”因此，在编辑康有为学术著作时，将它作为康氏“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政见的自我总结”收入其中，“并依据康同璧的佐证，恢复其原名”。[38]在某种程度上说，恢复《我史》之名，更符合康氏的本意。

纵观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而康年谱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相表里，实为支撑这种话语系统下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不过，最新的研究趋向表明，在研究戊戌变法时，学界似乎已经不再只关注康梁之文本，也开始留心其文本产生的语境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和戚学民先生对《戊戌政变记》版本及其语境的探索。[39]相比而言，对康有为自编年谱形成过程的探索，依然很有限，似应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 崔志海研究员曾对本文修改提出了补充意见，特致谢忱！

[2] 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前言”，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9页。

[3] 参见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6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07～169页。

[5] 这里只是从年谱本身的刊行来说的。如从年谱内容而言，1932年康氏弟子张伯桢刊行《南海先生传》，其中前半部分（1898年以前）基本上便是依据康氏自编年谱改编，但张氏并未说明。该传后附王树楠跋云：“弟子述先生事，见闻较为真确，故能始末备举，钜细不遗，此书可作康先生年谱，并可为一朝史镜焉。”当时王氏或许知道该传与年谱的关系，但亦隐晦未明。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收入《沧海丛书》，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1932年5月；（徐）一士：《读〈南海康先生传〉》，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1932年5月。二者均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98～16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6] 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的康氏自编年谱有：《康南海自订年谱》，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见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台北，宏业书局，1976；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康有为：《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我史》，收入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以下简称《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 据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日本学者田原正己曾撰写《〈康南海自编年谱〉之考察》一文，收入《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30号，1971年3月。因笔者未能见到该文，文中是否涉及康氏年谱的成书情况，不详。

[8] 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165～2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有关情况详见后文。

[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7～68页。

[10] 《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616页。

[11]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2页。

[12] 据麦仲华函，时间不详，转引自夏晓虹：《圣人心迹》，载《读书》1996年第8期，119页。

[13] 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35页。

[1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中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第259页，有“《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首页”图片，说明年谱稿本仍存于世。又据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第61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条下记云：“稿本不分卷，二册。《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我史》条注，‘即年谱’。稿本传钞多本，已知有罗孝高、丁文江、康同璧、赵丰田藏本。”根据该书所注藏书之处，年谱原稿应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但经笔者查询，不确。笔者在查访年谱稿本收藏机构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程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以及国家博物馆相瑞花、高世瑜两位研究员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

[15] 罗孝高，名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的妹夫，万木草堂后期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赴日本游学，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读书。见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138～139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16]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1页。

[17]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7页。

[18]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2～24页。

[1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9页。

[20]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9页。

[21]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2页。

[22] 参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23] 朱维铮：《〈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说明》，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812页。

[24] 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199～200页，注释12。

[25] 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182页。

[26]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49页。

[27] 参见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载《文史哲》1957年第1期；《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载《文物》1980年第7期。另，朱仲岳在《〈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述年代》（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中，援引天津图书馆所藏《大同书》手稿本中犬养毅所写跋文，认为该书确实起稿于1884年，其初始形态即年谱中所说的《人类公理》。对此，房德邻撰文表示质疑，认为《人类公理》并非《大同书》的初稿，而是康氏另一部著作《实理公法全书》的初稿；《大同书》的撰写是在1890年康有为受到廖平影响转向今文经学、接受公羊学和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观之后的事情，也与受到同时期发表于《万国公报》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影响有关，到戊戌年《大同书》已经成稿数篇。详见房德邻：《〈大同书〉起稿时间考》，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8] 参见汤志钧：《〈礼运注〉成书年代考》，《戊戌变法史论丛》，146～15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29] 参见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284～30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0]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

[3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2234～2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32]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首页附有康有为的题记：“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夥，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这段题记是康晚年所写，说明他是读过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常熟日记”（《翁文恭公日记》）的。详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04页。

[33] 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603～626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20～5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34] 据康有为说，他曾赠洪良品一首诗，“并示屠老”，称与他们“过从甚密”。参见《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36页。

[35] 汤志钧先生则认为，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月在桂林刊行的《救世刍言》中收有《钱币疏》和《请开清江浦铁路折》，皆为代屠仁守所作，其中后者有抄本，现藏上海博物馆，似为早年旧迹。参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6] 以《大同书》的成书年代为例，方志钦先生虽认为该书成书于1901—1902年间，但是，对汤志钧先生“倒填年月”的说法仍有疑义。他以康氏年谱为据，认为光绪十年康“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即“手订大同之制”，这便是《大同书》的最初草稿，此草稿又迭经修改补充，1886年的《内外康子篇》、《公理书》，1887年的《人类公理》等，都是《大同书》的修改稿和续编。理由之一是：“《自编年谱》记1895年前的部分，系1895年所写，此时距《大同书》定稿尚差四至六年，其中有关《大同书》的记载，与《大同书》序言，并无矛盾，不可谓‘倒填年月’。”显然这是由于相信康氏自称年谱成书于乙未年而将其与《大同书》互证的必然结果，实则二者成书皆较晚，这可能是学术研究中受到康氏误导的一个典型例证。详见方志钦：《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汤志钧同志商榷》，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

[37] 杨殿珣：《中国年谱概说》，载《文献》1979年第2辑，172、167页。

[38] 朱维铮：《康有为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15页。

[39] 参见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