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得到了襄阳，最先便是将袭封襄王的朱翊铭捉获。因为他知道，当时的军律里有“失陷藩王者死”这么一条，所以在把襄王捉获后，便请他赴宴，并向他敬酒道：“你虽无罪，不过我想用你的头来换杨嗣昌的头，所以这是你最后的一席酒了。”襄王被杀的消息，杨嗣昌是在到达夷陵时才得知的，他出来督师已有两年，这两年中，他虽然不断受到崇祯的褒奖，但在入川以后，因为部下诸将厌于穷追，已是日久无功，崇祯对他的恩礼已经越来越差了，在这种不利的情势里，又碰上了失陷襄阳、襄王被杀等事，他料想着，一向待人刻薄寡恩的崇祯，对待他也决不会有什么两样，大概他离着被逮入京，问罪正法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正在这时，他又得到了李自成攻入洛阳，福王朱常洵也被杀死的消息。这位福王，乃是崇祯的亲叔父，当今天子的长亲，在分量上又比襄王吃重得多了。杨嗣昌思前想后，他觉得，襄王以后又继以福王，他可以说已经是绝无生路了。他于是先向崇祯告了病，然后便在军中静卧，绝食而死。因为他在死前就告了病，所以军中的奏报也就说他是病故，没有提到别的。

在杨嗣昌离京督师以后，继之而为兵部尚书的是傅宗龙，他是云南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的进士。傅宗龙为人憨直，他才一得任本兵，便向崇祯谈起民穷财尽、国势艰危的种种情况。最初，崇祯倒还听得下去，但是他的话题好像不多，每次见了，说的总是这些，一而再、再而三，说得多了，倒让崇祯讨厌起来，后来竟说傅宗龙“所言卑卑，皆他人唾余”，很不耐烦地把他从本兵上换了下来。

接替傅宗龙来掌本兵的是陈新甲，他这个人并不是进士出身，仅仅在乡试中了举，便开始入仕了。明代最重甲科，举人出身则被称为乙科。历来是甲科为人所重，乙科则为人所轻，因为多年相沿，已成惯例，入阁必须是甲科出身才可，乙科出身的人，不但无由入阁，就是做到六部尚书或是侍郎的人，也极罕见。陈新甲能做到兵部尚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他所以能够如此，一是他本人确实很有才干，二是他很为杨嗣昌所赏识，杨在将去督师之时，便曾向崇祯推荐过他，说陈新甲是个人才，将来可以让他来管本兵。除此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年来多故，这兵部尚书一职被人视为畏途，没有人来争夺，这便成了陈新甲得任兵部尚书的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陈新甲还和杨嗣昌有些相像，他也是一个有口才、工笔札的人，他入居兵部后，又成了一个言必被采，事必得从的人。后来他便接替了杨嗣昌，把杨代替崇祯暗中和满洲议和的工作也接下来了。办上了这件事，他和崇祯的关系便又近了一层，彼此间都有了不少不愿为外人所知的事情，崇祯不断为议和的事有手诏给他，为了怕泄密，每次都要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外泄。然而事难久秘，这件事拖得太久了，外边已经颇有些耳闻，而且有人在猜测着了，后来又出了个意外的岔子，竟一下子便传开了。原来，那时有个被派到关外进行和议的职方郎中马绍愉，从关外才一回来，便向陈新甲密报所进行的各事的情况，陈新甲看过了他的密报，随手向几案上一放，便又忙着办别的事情去了。他的家童看到了几案上的密报，却误以为那乃是塘报一类的东西，怕延迟有误，便忙着把它传了出去。这一来，秘事全泄，言路一时大哗，给事中方士亮等纷纷上疏奏论。崇祯觉得这件事对于他的名声影响太大，必须想个办法遮掩过去。他先降下一道严旨，命陈新甲速行自陈。其实崇祯原是想用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办法来掩饰的，只要陈新甲能随便扯上一通，把这事胡乱遮掩过去，也就行了。不想陈新甲并没能领会到崇祯的这些深意，不但不设法掩饰，反而自诩其功，把事情全挑开了，已经再难掖藏。他的这种做法惹得崇祯极为愤怒，又加上言官们疏论不已，大肆攻击，闹得崇祯更是冒火。最后，崇祯为了洗刷自己，只好把陈新甲投入狱中，要把一切都推在他的身上。陈新甲入狱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但他却猜不到是崇祯要用他的人头来洗刷自己。他不住地上下打点，极力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他的关节，已经通到了首辅周延儒、阁臣陈演等那里，他们都竭力救他，说依律，敌兵未薄京城，不杀大司马。大司马一向是兵部尚书的尊称，总是在事关重大时才用这种称呼，周、陈二人用这个称呼来称陈新甲，也是来向崇祯显示陈新甲的身威之重，非同小可。然而崇祯却不为所动，他历数自陈新甲接管本兵以来，散居各地的藩王，先后已有七人因城陷而被杀了。他转问他们，这些事“不甚于薄城耶”？陈新甲终于在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被问了斩刑，这时离着明朝的灭亡已经很近，只有一年半的光景了。

在这临近灭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形势的变化很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和李自成，尤其是李自成，发展得很迅速，他们所占有的地方不断扩展，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已经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为“永昌”，连他的名字也改为李自晟了。李自成在建国后，进展得更快，他的征旗所至，几乎都是兵不血刃，地方官早已开城迎降了。那年三月里，李自成攻抵北京，京营的守兵和监守的宦官也是等他一到，便开城出降了。所以李自成进入北京也很迅速，几乎也是兵不血刃。那时崇祯自知大势已去，就在内城将陷的头一天，他先逼着周皇后和袁贵妃自尽。他眼望着周皇后自缢身亡，又挥剑砍伤了投缳自尽尚未气绝的袁贵妃。三月十九日，内城已破，崇祯带着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王承恩，来到宫中最高处的煤山，瞭望城中的纷乱状况，就在喊杀声渐近时，他自缢于煤山的一棵树上，王承恩也在另一棵树上，陪同他自缢而死。据说，崇祯死前，还在他的袍襟上写了这么几句：“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3)他在崇祯末年习惯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一类的话，临死还这么写下，可见他至死还是这么想着的。真可以说是“至死不悟”。

然而崇祯之所以至死不悟，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除了猜狠刻薄，果于杀戮这两点和所有的亡国之君有共同处外，其他的亡国恶德他都并不具有。不但没有什么另外的恶德，他还勤勤恳恳，宵衣旰食，昼夜忙于国事，是个看上去极为勤苦的皇帝。他就是为了这些，所以才常有“君非亡国之君”的叹息。但是，他承受下来的便是一个注定了要灭亡的烂摊子，以他的一些做法而言，还是在亡国之路上又迈了一步，算不得是完全无辜的。《明史》便有多处说到了这一点。譬如，在《李自成传》和《张献忠传》前面，便有一段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憨直，切中时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赢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左者右见）李、郭之将，卒至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此论未必尽是，但所举出的情况却还切合，内中所说的一些话，如“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以及“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等，说得实在也很切至。在《庄烈帝纪》之末也说到这一点，说崇祯是“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段话也正说着了崇祯一朝的实弊。

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后来人们便以此时作为明朝的灭亡。这是由于统一的大明帝国至此确实是不存在了，后来在南方各地残存着的一些南明政权，不是为时很短、很快就覆灭了的偏处一隅的政权，就是一些连偏安也说不上的流亡政府，实际上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延续了。另外还有，满清入关是和李自成入京紧接着的，清世祖的顺治元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人们为了便于计算，把明代还在继续着的两个多月都摒去不计，径直就把那一年称为顺治元年，把很多不与明廷直接有关的事，也都算成顺治元年的事了。

在崇祯以后，继之而在南京建朝立号的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他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攻入洛阳时逃出来的，后来在淮安安顿下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了争夺拥立功，在崇祯十七年五月，把朱由崧从淮安迎入南京，让他登上了尊位，暂称为监国。次年虽已有了年号，称为弘光元年，但依然称为监国。朱由崧和他的父亲福王朱常洵差不多，都昏庸(外门里音)弱，却又耽于酒色，偏安江左，形势危殆，他却茫无所知，成为监国便以为可以安享富贵，终日只是征歌选舞，纵情**乐，所以他被拥立了才只有一年多，便已国破被俘，由清军把他解往北京去了。

紧接在弘光之后所成立的南明政权，还有在福州一带、由苏观生和郑芝龙等拥立的唐王朱聿键。他也没有称帝，仍只称监国。同时，在浙江一带，张国维、朱大典、钱肃乐、张煌言等人还拥立了鲁王。他们也都是只称为监国。唐王朱聿键的年号称隆武，他在顺治三年（1646）便已兵败被俘，在福州被杀害了。朱聿键死后，苏观生等又拥立了他的弟弟朱聿（左钅右粵），年号则改为绍武。但朱聿（左钅右粵）支持的时光也很短，不久，他也败亡了。

顺治三年，张国维、张煌言等人所立的鲁王在浙江也失败了，但他们却立国到海上，在那里一直支撑到顺治十三年（1656），鲁王又去了监国之号，与郑成功合作，共同抗清。

在这些以外，顺治三年，还有一支在肇庆由于楚魁和瞿式耜所立的永明王朱由榔，在顺治四年，他们还定出了年号，称为永历。这永明王是南明所有的诸王中，历时最久的一个，后来他与李自成及张献忠的余部都曾联合起来，一致抗清。永明王辗转在南疆各省，最后退据至滇南一带，康熙元年（1662），他最后兵败，逃到了缅甸，是吴三桂力迫缅人将他献出，最后被杀死在昆明的。永明王是南明诸王中延续得最久的一个，他死了以后，南明也可以说是灭亡了。

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后，没有在北京久留，就又领军北上，去征讨不肯归降、却去投顺了清军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在山海关前交战。最初，向他迎战的只有吴三桂的所部诸军，两军相交，李自成军显得兵力较强。战斗方酣之时，满洲的马队突然从吴三桂的阵右侧冲了出来，一时万马奔腾，矢飞如雨，李自成军遭到这种突袭，不觉大败，全军没有再战，一路急急奔回了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地在武英殿登上了帝位，然后即于次日率众西行，想要退守西安。在退往定县的时候，他们又与紧追不舍的吴三桂军和清军接战，结果又打败了，在后面断后的将军谷可成也战死了。

回到西安，李自成见军势稍定，便又向汉中和保宁等地进军。顺治二年，清军攻破了潼关，李自成的潼关守将马世耀又在那里战死了。潼关失守，李自成遂弃了西安，从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而至武昌。一路之上，李自成率所部与追兵有很多接触，但结果常很不利。退到湖北九宫山时，李自成因出外察看情势，和大队失散了，只带有二十余骑，在山里活动。那时他们突然遇到了在那一带筑寨自保的地主武装，一战之后，李自成竟为这些人所杀。

李自成死后，在他的部众中，战死和被擒的又有刘宗敏、左光先、宋献策等人，牛金星和宋企郊等人则分别逃走了。但是，李自成的所部，留下来的还有三十万人左右，由他的侄儿李过带领着。李过后来改名为李锦，已经开始与南明联合抗清。唐王在福建立国时，李锦已经归降了他，唐王特将李锦赐名为李赤心，还将李自成的夫人高氏封为忠义夫人，请她也协同抗清。在唐王败亡之后，李赤心又曾协助过永明王，被封为兴国侯，之后不久，他便死了。

张献忠之立国，稍后于李自成，他是在崇祯十七年的十一月里，才在四川称王的。他的国号称为“大西”，年号则称“大顺”。他一直都在川、鄂一带活动，顺治三年（1646），清军入川，张献忠在与清军作战时，中箭败走，为追军所杀。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分别由孙可望和李定国二人率领，在云、贵一带活动。他们都与永明王联合着抵抗过清军，其中尤以李定国最为忠勇尽力。李定国保着永明王一直转战到滇西一带地方，在永明王逃入缅甸以后，他们才分了手。后来永明王在昆明遇害，李定国也怀恨而死。

永明王、李赤心、李定国等都是在康熙初年才死的，直到那时，清廷才稳定了它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1) 《崇祯纪事》卷二记有此事。上曰：“诸臣公疏，遣用内臣，太祖明训，朕岂不知。只成祖以来，也有间用的。皆出一时权宜，其天启年用的，朕且撤回，岂如今反用？朕何尝不信文武诸臣，年来做事不堪，万不得已，权宜用他，若诸臣肯实心用事，要撤也不难。”

(2) 这个人数是据《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实录》则作32人，而《明史·赵光汴传》则作36人。

(3) 这几句是《明史·庄烈帝纪》所载。《崇祯实录》则作：“朕自登基十七年，内地三陷，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德薄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故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毋伤百姓。”文较《明史》略繁。 在《明史》《实录》以外，记有崇祯此语的书还有不少。如冯梦龙的《甲申纪闻》、邹漪的《明季遗闻》，所载语句大致都与《实录》相近。而陈济生的《再生纪略》和聋道人的《燕都识余》，则都多有“勿坏陵寝”一语。《烈皇小识》卷八亦载有此事，文句但为“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而已，并无“诸臣误朕，勿伤百姓”等语。《甲申传信录》所记亦同。说者有谓，二书所记简短，更为可信。